列宁全集第4卷——《我们党的纲领草案》摘录-成人竞技场漫画

>> 目前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已经不是开展过去那种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的”工作，而是进行联合，进行组织。为此就需要纲领；纲领应该表述我们的基本观点，明确规定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一些最迫切的要求，以便确定鼓动工作的范围，使它步调一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争取实现零星小要求的局部性片断性鼓动提高到争取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要求的鼓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因此迫切需要用纲领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他们今后更广泛的活动打下牢固的基础。

>> 为了使争论不致没有结果，不致变成个人的争吵，不致造成观点混乱和敌我不分，在这场争论中绝对必须加进纲领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究竟在哪里， 分歧的程度有多深，是实质上的分歧还是枝节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不是妨碍全党共同工作，争论才是有益的。而且 只有在争论中加进纲领问题，只有争论双方明确地提出自己的 纲领性的看法，才能解答所有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制定党的共同的纲领，当然决不是要结束一切争论，但是这样就能够确定关于我们运动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应该成为团结一致（尽管党员之间在枝节问题上有某些分歧）进行斗争的党的旗帜。

>> 这个草案确切地指出了在俄国（其他国家也一样）能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战士的唯一阶级是工人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指出了这个阶级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变为公有财产”，“取消商品生产”，“代之以新的社会生产制度”，即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指出了“改造社会关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随着各国的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指出了俄国的特点是“劳动群众受着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正在衰亡的宗法式经济的双重压迫”；指出了俄国革命运动同“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更敏感、更活跃、更开展的新阶级的”形成（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过程的联系；指出了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了党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指出了“政治斗争的手段”，提出了政治斗争的基本要求。

>> 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何况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对这个纲领进行机会主义的和模棱两可的批评，我们就更有责任公开表示赞成这个纲领了。但是仿效决不应该是简单的抄袭。仿效和借鉴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在俄国也有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 基本过程，俄国社会党人和工人阶级也有同样的 基本任务。但是，在仿效和借鉴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俄国的 特点，这些特点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 充分的反映。现在可以预先说明，第一，这些特点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斗争手段；第二，这些特点也关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前的宗法制度的一切残余的斗争，关系到这一斗争所引起的对 农民问题的特殊提法。

>> 专制政府企图用官吏的监督和假仁假义的施舍，用我们德国同志称之为“Peitsche　und　Zuckerbrot”（皮鞭和糖饼）的蛊惑政策来腐蚀和模糊人民的政治意识。所谓糖饼就是小恩小惠，施给那些为了物质生活局部的和某个方面的改善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要求去做蛮横警察的驯顺奴隶的人（给大学生的是宿舍等等，给工人的——只要回忆一下1896年和1897年圣彼得堡历次罢工时财政大臣维特所发表的公告[62]或内务部官员在颁布1897年6月2日法令的委员会上所发表的那些保护工人的演说就够了）。所谓皮鞭就是加紧迫害那些不愿领受小恩小惠，始终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如送大学生去当兵[63]；1897年8月12日颁布关于放逐工人到西伯利亚的通令；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等等）。糖饼是用来引诱、收买和腐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的；皮鞭则用来恫吓为工人事业为人民事业而战的正直的和自觉的战士，要他们“不为非作歹”。只要专制制度还存在（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纲领适应专制制度还存在这一情况，因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必然会引起政治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工人政党根本改变对自己当前政治任务的提法），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政府会千变万化地加紧采用这些蛊惑手段，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揭露警察讨好人民的虚伪性，说明政府的改良与工人斗争的联系，教导无产阶级利用每次改良来巩固自己的战斗阵地，使工人运动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纲领中必须指出支持 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这是因为同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紧密结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 一般民主主义的旗帜，以便把一切能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或者只能给以某种支持的阶层和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 策略问题随时产生随时可以在党报上进行讨论，最后由党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恐怖手段问题也应该这样处理。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原则方面，而是从策略方面），因为随着运动的发展，杀死奸细的事件会自发地增多，工人和社会党人看到愈来愈多的同志在单人牢房和流放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定会激起更加强烈的愤怒。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还要声明一句：在我们看来，恐怖手段 在目前是一种 不适当的斗争手段，党（ 作为一个党）应该屏弃这种手段（在情况还没有改变，还不能变换策略之前应该如此），应该集中 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巩固组织和正常递送书报。这里就不多谈这个问题了。

>> 至于直接的人民立法问题，我们觉得现在根本不应列入纲领。在原则上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同直接的人民立法 代替议会这一点联系起来。在我们看来，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讨论以及考茨基论述人民立法的著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考茨基根据历史和政治的分析认为人民立法在下列条件下有一定的好处：（1）没有城乡对立或城市占优势；（2）有成熟的政党；（3）“没有独立地同人民代表机关相对抗的过分集中的国家政权”。俄国的情况 完全相反，因而我国的“人民立法”有蜕化成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的严重危险。考茨基在1893年谈到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时曾经说：“对于我们东欧人，直接的人民立法是‘未来国家’的制度。”那么谈到俄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专制制度还统治着俄国的今天，我们只能要求“民主立宪”，因此与其采用《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还不如采用“劳动解放社”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

>> ）每个工人每周至少要有36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时间

>> 工业无产阶级按其成分和生活条件来说，还同农村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 因为农民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声明， 只要大资产阶级能够同上述现象进行 革命斗争，我们就支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样地支持人数众多的、逐渐同无产阶级溶合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呢？如果说，支持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要求并不等于支持大资产阶级，那么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也决不等于支持小资产阶级。

>> 农民（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教育，就能唤起他们做人的尊严）对那帮带着地方官头衔、骑在他们头上的高等流氓的横行霸道愈来愈愤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千百万人民愈来愈经常处于挨饿状态，人民不能再对这种“粮食困难”置若罔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滋长（在宗教掩护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此可见，农民中有革命分子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我们决不夸大这些分子的力量，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和闭塞，我们决不抹杀“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64]同革命斗争之间的区别，也决不忘记政府在政治上欺骗和腐蚀农民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从这一切中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把农民当作革命运动的 体现者是荒谬的；党如果认为自己运动的革命性 取决于农民的革命情绪，那是愚蠢的。我们根本没有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去这样设想。我们仅仅是说：工人政党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诲，要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就不能 忽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就不能不支持这些分子。至于俄国农民中的革命分子能不能至少有西欧农民在推翻专制制度时的那种表现，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作出回答。

>> 不管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怎样背叛，工人运动现在和将来都会沿着自己的道路一往直前。如果能够有这种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支持农民，那党就会永远丧失自己的美名，称不上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

>>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 纲领不是指令，纲领应该概括 整个运动，而在实践中当然有时要把运动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首要地位。现在谁也不会反对纲领必须既谈工业工人，也谈农业工人，虽然还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想到在目前情况下号召同志们到农村去。但是，即使没有我们的努力，工人运动也必然会把民主主义思想传播到农村中去的。“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小组直接接触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 我们完全认识到，不和同志们多次商讨，要制定令人十分满意的纲领条文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能再拖了（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全党所有理论工作者（以“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为首），所有在国内做实际工作的社会党人（不仅仅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很想听听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的意见，我们决不会拒绝刊登他们的评论），以及全体觉悟的工人，都来帮助我们。

>>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写的。文中所以提到1900年，看来是因为准备发表该文的《工人报》拟于1900年复刊。这篇文章是列宁1895—1896年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9—93页）的续篇